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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三城話本

中國崛起與現代新儒學

嚴飛 2016年01月12日

嚴飛,學者、專欄作家,先后求學于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曾任職于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長期為兩岸三地報刊媒體撰寫文化評論、政論時評及書評。

中國的崛起使得復興儒學進入一個最好的時機,同時全球一體化對沖突與調和的平衡要求亦使得中國文化中“調和共存”的理念得以推廣。


大國崛起,必須有強大的文化根基為后盾。然而縱觀中國過去的發展歷程,卻多次出現批儒學、反傳統的政治運動,并由此造成了嚴重的價值真空、信仰失落以及認同危機。其直接的結果,儒學在現實中的命運一度跌至最低谷。然而,制度的儒家雖死,精神的儒家不滅。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開始日益意識到文化傳承的重要性,凸顯出文化認同與尋找自我的大潮,呈現出儒學的復興之勢。

現代新儒學產生于上世紀二十年代初。1921年,在“德先生”和“賽先生”指引下,五四新文化運動正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被視為封建保守的儒家思想,儒學被人們看作是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沒能產生科學和民主并深陷落后挨打之境地的罪魁禍首。在儒學傳統與中國之精神聯系行將被實證主義、人文主義等西方思潮割斷之際,時任北京大學講師的梁漱溟卻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率先打出新孔學的大旗,公開倡導在現代社會復興孔子儒家學說,在學界掀起軒然大波,現代新儒學由此誕生。此后不久爆發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更使新儒家的基本理論立場進一步得到凸顯,那就是以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來對抗為科學主義絕對化了的科學理性,以此作為新儒學的基本理論出發點。

現代新儒學思潮,就此以梁漱溟為起點,大體上經過了三代學人的發展。第一代學人有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方東美、錢穆、馮友蘭、賀麟等人,從五四運動起持續到1949年,廣泛宣傳新儒學的文化主張;第二代學人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從上世紀50年代起持續到70年代末,其中心亦由大陸遷移到港臺,主要圍繞“傳統與現代化”這一中心主題,建構出“本內圣心性之學開出科學、民主新外王”的學理規模;第三代學人有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人,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直至今日,以推廣“文化中國”和搭建“世界倫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 a Global Ethic)為主旨回應全球化變革之下的文明沖突。

現代新儒學之所以新,是相對于孔子創立的儒學和宋明理學而言,其使命是以接續儒家道統、復興儒學為己任,力圖以儒家學說為主體和本位來吸納、融合西學,尋求中國社會出路的一種文化思潮。中國文化問題是全面性的,道德宗教要求成就“善”,文學藝術要求成就“美”,科學真理要求成就“真”,民主要求妥適處理國家公共事務以及人民的權利義務。這些都要求新儒學必須從頭反省,一一成就。

在第三代新儒學學人看來,儒學的復興不僅可以解除中國文化在現代所面臨的危機,而且可以促成東西方不同文明的對話。被喻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劉述先,就曾在著作《儒學的復興》中指出,東西方文化并不需要在意見與題材上尋求一致,未來的世界不需要發展成為一個無差別的統一世界,恰恰是因為有不同文化的差異才能夠構成一個豐富的世界文化寶庫,經常誘發人們的靈感而導致文化的革新。但世界文化的多元開展并不意味著分崩離析,并不意味著一定互相排斥,恰好相反,多元開展正需要一種開放式的對話,需要謀求一種低限度的共識,以避免文明沖突的加劇。儒家的核心價值觀是“為己之學”及“仁義禮智”,在此基礎之上,以宋儒“理一分殊”的睿識來促進多維度的對話,可以解決既尊重差別又平等互待的問題,并接通傳統與現代、一元與多元。

另一方面,現實的中國文化絕非理想,有其成就也有其限制,必須嚴加批判,才能脫胎換骨,走出當前的困境,這是中華民族自覺要做的一件大事。所以,新儒學必須根據自己文化生命的命脈,來和西方希臘傳統所開出的科學、哲學,以及西方由于各種因緣而開出的民主政治,來一個大的結合。按劉劉述先所言,就是“在這個時代,我們只有回到孔子‘和而不同’的體證,‘知其不可而為’的精神,才能把握一線希望,打破當前的僵局,不被恐怖主義綁架與帝國主義牽制,而祈向在彌漫的仇恨與偏見的扭曲之下開創新局,不要讓人類與地球加速度地奔向毀減的邊緣。”

當前,中國的崛起使得復興儒學進入一個最好的時機,同時全球一體化對沖突與調和的平衡要求亦使得中國文化中“調和共存”的理念得以推廣。可以說,無論儒學是否會在未來從邊緣回返至中心地位,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價值認同的重建勢必將為崛起的中國注入新的活力。(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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